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的展厅内，静静陈列着三页泛黄的纸张，这是高守一关于1961年广东省副霍乱流行的病原学问题的手稿。每一行字迹、每一个数据，仿佛都在诉说着那段与疫情赛跑的紧张岁月。
▲高守一关于1961年广东省副霍乱流行的病原学问题的手稿（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初识霍乱
1950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高守一，留校担任微生物学助教。4年后，因预防医学事业发展需要，他被调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流行病学研究所（现在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1959年，高守一迎来了人生中一个关键节点。当时，世界上霍乱流行最严重的地区在印度和孟加拉国，印度在霍乱防治的实验室和病原学研究方面经验丰富。作为交换学者，高守一被派往印度卫生研究院进修霍乱防治工作。
在印度期间，高守一全身心投入研究，他时刻铭记：“我们国家科学技术不发达，国家经济、人民生活都还很困难，为了国家建设事业，为了人民健康，还克服困难选送人员到国外进修学习。自己一定要分秒必争，抓紧进修，绝不辜负祖国的期望”。
▲1960年高守一(前排最高者)在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留影（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争分夺秒学习，大部分时间都在查阅资料、做实验或到疫区考察。终于，他在运用Mukerjee霍乱噬菌体分型法对加尔各答自然水中分离的霍乱弧菌进行分型时，一个重要发现就此诞生。他察觉到水中埃尔托型菌株对第Ⅳ组噬菌体普遍不敏感，而古典型菌株却全部敏感。凭借着敏锐的科研洞察力，他提出可用这个噬菌体对这两型霍乱菌株进行鉴别。
这一发现，为后来的霍乱防治工作打开了一扇关键的大门，也让高守一与霍乱的缘分愈发深厚，自此开启了他在霍乱防治领域的征程。
防治霍乱
1960年7月，高守一学成回国。不久后，由埃尔托型霍乱弧菌（EVC）引起的埃尔托霍乱世界大流行开始。此次霍乱大流行比之前由古典型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世界大流行波及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
1961年，我国广东阳江发生输入性霍乱疫情，高守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他运用在印度期间的学习研究成果，首次用第Ⅳ组霍乱噬菌体进行实际鉴别。经过严谨的检测，结果证明病人菌株均为埃尔托型，而非古典型，由此确诊此次疫情为EVC引起的埃尔托霍乱，也就是副霍乱。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埃尔托霍乱。
此后，哪里有霍乱疫情，哪里就有高守一的身影。
1964年，南疆地区首次暴发副霍乱，疫情波及喀什、阿克苏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的十余个县市，发病1331人，死亡101人。高守一带领团队第一时间奔赴新疆，夜以继日工作，参与疫情的确诊、防治，直至将疫情成功控制。
1965年，他又组织霍乱实验诊断研究协作组赴天津进行霍乱防治工作，在塘沽一带，团队成员每日都到各个水体采样，为防控工作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经过全国上下的大力防治，1965年我国霍乱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1965年霍乱实验诊断研究协作组留影，前排左2为高守一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在一次次深入疫区的过程中，高守一没有满足于控制疫情。他对现场采集的珍贵菌株样品进行充分实验研究。经过多年的科学研究与验证，1971年，高守一正式提出埃尔托霍乱弧菌存在流行株和非流行株两类菌株的观点，并指出对流行株应按霍乱菌对待，对非流行株可按一般腹泻菌对待。这一观点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防疫工作中的困惑，不仅极大地提高了防疫效果，还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避免了以往一概按霍乱处理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
进一步研究霍乱
为了更高效地检测霍乱弧菌，1973年，高守一和同事们经过不断尝试，筛选出庆大霉素作为肠道菌的抑制剂，成功研制成霍乱选择性分离培养基。这是国际上首次应用庆大霉素作为抑菌剂的选择性培养基。经实验室和现场考核，EVC在此培养基上生长快、菌落大、数量多，大大提高了检出率，还能快速检菌。经过进一步改进并制成干燥制品，该培养基更便于基层单位使用。与国外使用最广的“TCBS琼脂”相比，在多项指标上都更具优势。
▲1992年9月14日，原流研所霍乱实验室工作照，中间为高守一（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94年，高守一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即便荣誉加身，他依然保持着对科研的热情与专注。20世纪90年代，霍乱在世界范围内仍继续扩大传播，高守一持续关注着霍乱的研究动态。他带领团队开展中国O139群霍乱弧菌的分子特征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为应对新的霍乱挑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培养人才方面，高守一同样不遗余力。他要求年轻人深入现场，密切结合实际解决疾病防治中的重要问题。对于研究生的科研选题、设计、实验及结果分析，他都给予具体指导。研究生的论文，他逐字逐句修改，每一个数据、标点符号、引用文献都仔细审阅。在他的悉心培养下，众多青年才俊成长为我国医学卫生领域的中坚力量。
2011年，高守一因病逝世，享年85岁。但他为我国霍乱防治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永远铭刻在医学发展的史册上。
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