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康东梅

在人类与传染病漫长的抗争史中，鼠疫如同悬在头顶的“死亡之剑”，曾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各大文明，留下数亿生命的惨痛代价。这种由鼠疫耶尔森菌引发的烈性传染病，因其极高的传染性和病死率，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流行病之一。而从历史上数次鼠疫大流行的惨状，到如今可控可治的防控局面，背后是人类医学、公共卫生体系的跨越式进步。

追溯最早有明确记载的鼠疫大流行，是公元前430年的雅典鼠疫。当时雅典正处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关键阶段，斯巴达军队长期围困使城内人口密集、卫生恶劣，为鼠疫传播提供温床。患者出现高烧、眼睛充血、喉咙溃烂等症状，常因呕吐腹泻脱水而亡，发病到死亡不超一周。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记载，雅典街头尸体遍地，亲属不敢收殓，宗教仪式中断。这场灾难致雅典近半人口丧生，海军失去战斗力，古希腊文明由盛转衰。

公元541年，查士丁尼鼠疫给东罗马帝国带来毁灭性打击。疫情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出发，沿地中海贸易航线蔓延至君士坦丁堡。这座百万人口都市半月内被疫情吞噬，每天5000～7000人死亡，公墓填满后只能挖深坑埋尸，甚至有误埋未断气患者的情况。人口锐减引发粮荒、兵力不足，查士丁尼扩张计划破产。鼠疫持续近300年，波及20多国，夺走上亿人的生命，地中海经济文化停滞数世纪。

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将鼠疫恐怖推向顶峰。疫情起源中亚草原，经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当时欧洲城市卫生恶劣，老鼠跳蚤泛滥，形成“啮齿动物－鼠蚤－人”传播链。欧洲三分之一到一半人口（约5000万）死亡，佛罗伦萨12万人口剩4万，阿维尼翁每天有2000人死亡。伦敦患者房屋被封并漆红十字，运尸车日夜穿梭，车夫摇铃警示路人避让。恐慌中，人们将其归咎于“上帝惩罚”或“犹太人投毒”，近200个犹太社区被摧毁，封建庄园制度因劳动力短缺开始瓦解。

19世纪90年代，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从我国云南思茅爆发并迅速蔓延全球。云南山区的啮齿动物（如旱獭、家鼠）是鼠疫杆菌的天然宿主，当地猎人在捕猎、处理感染动物时接触病菌后发病，疫情随后沿交通线扩散至广东、香港等沿海地区。由于当时全球航运频繁，染疫商船又将病菌带往印度、日本、美国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终导致全球数千万人丧生。彼时医学界普遍信奉“瘴气理论”，认为鼠疫由污浊空气引发，采用放血、熏香、服用泻药等无效疗法，不仅延误治疗，还加速了病情恶化；普通民众因恐慌纷纷弃城逃亡，无序流动进一步加剧了疫情扩散，直到20世纪30年代链霉素、磺胺类抗生素相继问世，这场持续数十年的灾难才逐渐平息。

从历史上的毁灭性惨剧到如今的可控可治，鼠疫防控的现代技术进步堪称“革命性突破”。诊断层面，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可在2～3小时内精准检测出鼠疫杆菌的特异性基因片段，准确率接近100%；我国在青海、新疆、西藏等鼠疫高发省份部署的移动检测车，搭载全自动核酸提取仪和生物安全柜，能深入偏远牧区、山村等交通不便区域，2022年青海局部地区发生鼠间鼠疫时，移动检测车仅用4小时就完成现场样本检测，为快速划定疫区、启动防控争取了关键时间。治疗方面，链霉素、庆大霉素、多西环素等抗生素的早期规范使用，将鼠疫的病死率从历史上的90%以上大幅降至10%左右，在青海玉树、西藏那曲等有成熟救治经验的地区，只要患者在发病的48小时内接受治疗，治愈率可接近100%。

防控体系完善筑牢“安全防线”。我国建立覆盖29个省份的鼠情监测网络，工作人员每月布设数百个鼠夹、定期采集样本，通过大数据预测风险；国际依托《国际卫生条例》建立疫情通报机制，2020年蒙古出现病例后，我国对入境人员测体温、查行程，启动边境联防联控。高发地区还开展科普教育，通过双语视频、图文手册，发放防蚤药膏与灭鼠药、普及知识，降低感染风险。

如今，鼠疫虽不再是“超级杀手”，但历史教训仍警示我们：传染病防控不能掉以轻心。鼠疫防控的“监测－诊断－治疗－防控”体系，为新冠、埃博拉防治提供经验。唯有保持警惕、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才能在与疾病的抗争中掌握主动，守护人类健康。

（单位：河北省鼠疫防治所，省市：河北省张家口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