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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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产阶层不高兴
马之恒
2010-07-26 11:09
 
北京城里的中产阶层，很少真正拥有电视和文学作品上西方中产阶层的惬意。
 
2010年7月17日，北京工业大学与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报告》指出，作为现代社会主导阶层，目前北京中产阶层约有540万人，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超过40%，高于23%左右的全国平均水平。这些中产阶层平均月收入为5923.18元，其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0007.96元。《报告》认为，北京中产阶层较多的情况，与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所体现出的经济、人才、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不无关系。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胡建国参与了《报告》的研究和写作，他告诉《北京科技报》：在一些报刊媒介报道以及公众的想象中，中产阶层是那些拥有高收入、消费前卫、生活体面的群体。然而，在中国，收入多少才算中产阶层，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至今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胡建国说，现代社会分层最主要表现，是职业的分化，同时表现为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三种资源占有情况的分化。因此，判定中产阶层的标准，是他们从事的职业。中产阶层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拥有一定生产资料，从事中小规模的生产经营。在资源占有方面，中产阶层在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占有方面处于中间位置；而在文化资源占有方面，从事脑力劳动的中产阶层，则因为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而处于优势位置。
    “具体来说，北京的、乃至全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包括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小私营企业主、企业部门经理人员、教师和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以及部分个体工商户。”胡建国说。
    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看来，中产阶层可以从收入、职业和自我认同感三个方面加以界定。“中产阶层通常‘有房有车’；他们大多是专业技术人员，亦即人们常说的‘白领’，再加上公务员群体。而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层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他对自己属于这一阶层的认同感。”唐钧说。在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因为凭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以劳动创造财富而受人尊敬，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将自己纳入中产阶层的行列。比如，70%以上的日本人，都自认属于中产阶层。然而在中国，很多已经处于中产阶层的人，却不愿承认自己的身份。在债务的重压之下，他们生活得谨小慎微。
    尽管同为中产阶层，居住在北京城里的中产阶层，很少真正拥有电视和文学作品上西方中产阶层的惬意。他们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汽车和住房，以及看似光鲜的生活，内心深处却满怀彷徨和焦虑。按揭贷款购房和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使“不高兴”成为很多北京中产阶层生活的常态。
    住在丰台区双庙附近的林小姐，就是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的北京中产阶层的一员。从大学毕业5年之后，她的薪资过万已经迈入中产阶层的行列。可是，每月还完贷款之后工资卡中仅余不足千元的现实，仍然让她感到不胜重荷。她告诉记者，尽管她对目前的工作不甚满意，却只能如履薄冰地做着自己并不喜欢的事，生怕单位裁员，更不要说换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了。但是，彻底还清贷款的目标，对她来说仍然可望而不可及。
    “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产阶层’这个词还带着几分自豪感的话，21世纪的大部分中国中产阶层，已经被‘苦奴心态’，也就是住房、育儿、养老、为超前消费买单等事项带来的压力所笼罩。”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告诉《北京科技报》。
    夏学銮说，购房按揭贷款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费用不断上涨，都已经让中国中产阶层，特别是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中产阶层感到力不从心。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通常拥有稳定的收入，因而拥有可以预期的未来，这是中国的中产阶层不具备的优势。由于不能像西方发达社会的中产阶层一样看到清晰的未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一直都存在，并因为物价上涨带来的生存条件的恶化而日益加剧。
    除去购房带来的巨大支出，生活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的中产阶层，还面临着其他一些压力。唐钧说：“虽然中产阶层大多在是办公室里工作的脑力劳动者，但他们的工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轻松。为了保住‘中产阶层’这个社会地位，他们需要付出比普通体力劳动者更大的精力。他们在消费上引领社会潮流的同时，也常为消费行为而负债，因此他们必须在工作中谨小慎微，每天都要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为可能的失业忧心忡忡。为了偿还贷款，他们也通常不得不压缩一些基本的生活消费开支。由于中产阶层能够直接接触下层的民众，因此收入更低的下层民众对中产阶层生活的妒忌，也成为这一阶层压力的来源之一。”
    夏学銮则表示，婚姻、育儿等方面的巨大支出，已经让中产阶层感到恐惧；但对他们来说，一个更大的“压力源”，则是职场中的竞争。“大城市中竞争激烈，使身在其中的大部分中产阶层，都面临着‘提升压力’。那些可以有效改善经济状况的工作岗位，往往是同事们竞争的焦点。竞争带来的焦虑心理，以及为了赢得更好的地位和待遇而过度工作等现象，使中产阶层的健康状况普遍不佳，处于‘亚健康’状态。” 夏学銮说。
    “由于市场对社会的侵入，住房、教育、医疗、保障等公共物品，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被过度地市场化了。公众对这些物品和服务的需求，在更多的时候需要通过个人购买来满足。”胡建国说，“高房价、教育高收费，以及看病贵、看病难，使得民生成为公众沉重的负担，许多中产阶层群体也难以幸免。在体面生活这一基本底线已被触及的情况下，‘不高兴’自然会成为很多中产阶层共有的心态。”
    多种压力的综合作用，使原本生活在北京等大城市的中产阶层，开始移向二、三线城市寻求发展；另一些中产阶层则选择移民发达国家，以便像那些国家的中产阶层一样，拥有“可以预期的未来”。
    针对这种现象，夏学銮认为，虽然一部分中国的中产阶级向国外移民，但媒体所说的“移民潮”并不存在；同样，中国中产阶层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的迁移，也并不是一种“逃离”，而是有计划地“战略撤退”。不过，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中产阶层是不可或缺的；中国的中产阶层，特别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中产阶层，距离“个体坚强，整体成熟”的目标，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中坚，中外皆如此。中产阶层的生存状况，对于国家的稳定意义巨大。因此，中国需要致力于培植一个数量庞大且生活美满的中产阶层群体。”唐钧强调。
    唐钧说，他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生活较为幸福的中产阶层，大多是“70后”，而且至迟在2003年或2004年，房价尚未大幅上涨之前，就已经购房；相反，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80后”和“90后”当中，则很难出现生活安定、幸福的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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