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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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逃向何方
邹曦 王夕
2009-05-11 09:44
 
由北京市人大代表组成的调研小组在最近的一次调研中发现，北京市最大的一家危险废物处理厂——拥有4.7万吨年处理能力的房山区生态岛危险废物处理中心苦于没有废物送上门来而处于空转的状态。
 
北京某高校生化实验室里，实验员李伟从显微镜下取出载玻片，放到自来水管下来冲刷玻片上他刚观察完的HeLa细胞（人子宫颈癌细胞，生物实验中广泛使用的细胞株系） 。
    一边的实验室管理员扬帆一个箭步过来，拧紧了水龙头：“你怎么能直接将HeLa细胞冲到下水道呢？你不知道宫颈癌病毒有传染性么？”
    李伟看着紧张的扬帆，悠然笑道：“刚回国的人都这样，什么都按照国外的标准来，慢慢就会适应国情了。”
    “你应该把HeLa细胞灭活处理，放到专门存生化废物的瓶子里，交给学校集中处理啊！”扬帆坚持到。
    “可是我们学校没有集中处理的地方啊。以前咱实验室不是没有收集过，王老师刚回国建立实验室时就要求所有人回收有毒废液，装在专门的回收容器里。但是几大桶的废液没有人来回收，最后还是倒入下水道了。”李伟无奈地说。一边的扬帆也只能看着李伟将载有HeLa细胞的玻片刷干净，不知道这些废液将会流向哪里。
    李伟告诉《北京科技报》，他遇到的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在实验室里，大家总是戴着塑料手套，小心翼翼地谨防实验药剂沾到自己的皮肤上，因为那些药剂的瓶子上都画了不只一个骷髅头，用中英文标明“强致癌物”；然而实验一结束，这些试剂就大大方方地顺着下水道流走了。
    李伟对此非常无奈，刚进实验室的新手凭直觉就知道这个操作有误，见识过国外规范操作的学长们更是知道个中危害：这些药剂，都属于国家明文规定的“危险废物”。但目前国内的实际情况是，几乎没有哪家高校和实验室设立了这样的回收场所。
    所谓危险废物，就是《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上列出的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或者感染性的废物，比如实验室使用的HeLa细胞，工业废液里面的铅镉等重金属，以及一些现在不明确能对环境造成影响，但是也需要集中处理，杜绝危害的物质。
    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王维平介绍，危险废物应该集中起来交付专门的危险废物处理中心，不允许企业私自进行处理。排放量不大的企业和实验室，应该收集起来，统一回收。
然而由北京市人大代表组成的调研小组在最近的一次调研中发现，北京市最大的一家危险废物处理厂——拥有4.7万吨年处理能力的房山区生态岛危险废物处理中心却苦于没有废物送上门来而处于空转的状态。该企业的一名负责人对媒体的解释是，“企业尚未拿到特许经营的相关证件，到排放企业商谈时不具备权威性”。
    记者从国家环境保护部公布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上看到，从事危险废物处理相关业务的企业需要取得“收集、贮存、处置综合经营许可证”或者“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根据字面意思，两种证书分别指向不同经营权限。
    生态岛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是国家大力扶持的环保项目，总投资4亿多元中，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就投资约2.8亿。按照这样的背景，拿到经营许可证是迟早的事情。北京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也证实了这样的说法：“该企业尚处于试运行阶段，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必须在试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企业提出验收申请，政府相关部门验收其生产过程以及环保排放是否达标，之后才能发放许可证”。换句话说，试运行是国家认可的操作流程中必要的一步，任何一家危险废物处理厂都需要经过这个时期。
    一家处在试运行阶段的危险废物处理厂，生意不好可以理解：排污企业也许都和合格的废物处理中心建立了业务往来，自己排出的危险废物既然都有地方处理了，也没有必要再交给一家试运行的中心。那么，北京市危险废物处理的行当里，是不是真的僧多粥少呢？
    记者在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官方网站上找到一份“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持证单位”的表格，上面一共列有八家企业，总计经营能力是每年处理危险废物90600吨。然而，北京市环保局固体废物管理办公室主任程英曾表示，北京市每年危险废料的排放量约为14万吨。这就表示即使目前所有持证经营的危险废物处理中心都满负荷运转，北京市每年仍有近5万吨危险废物不能安置，那么这些危险废物都去哪了呢？
    一位在北京从事危险废物处理业务的企业负责人张先生告诉《北京科技报》：“很多危险废物根本就没有收集，危废统计数据里的蹊跷太多了！”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向《北京科技报》介绍，根据国家环保部的规定，凡是排放危险废物的单位和企业，应该定期向当地环保局报告所排废物的种类和数量，并将废物收集提交给合格的废物处理中心集中处理。一般说来，排废企业向废物处理中心提交废物的同时，需要向后者交纳处理费用，例如生态岛每加工处理一吨废物要收取企业两千到三千元不等的费用。
    然而，不需要付出或者极少付出的环境代价，是中国企业价格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废物处理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政府一旦强行企业交纳废物处理费用，这个优势就削弱了，势必会影响企业的生存。
    长期奔走在废电池回收一线的王自新就告诉记者：“纽扣电池是众所周知的危险废物，但是电池厂家其实就是给人提供廉价加工服务的工厂，利润率也就在5％左右，赚钱辛苦，企业对废物回收开支的态度可想而知，很多电池企业对废物回收处理都持消极态度。”
    企业不愿意为环境买单，但是这并没有减少危险废物的排放。顶着违法风险，直接排放的现象屡有发生。王维平告诉《北京科技报》，在锦州、银川都出现过这样的案例：企业私自把污水排到坑里，废水通过土壤渗透到地下水中，造成周围的农民喝过井水后得病 。
    2008年3月，《华盛顿邮报》刊发了一篇针对河南洛阳中硅公司污染环境的报道。报道称，河南偃师高龙镇里，村民总能看到附近工厂的卡车开到玉米地和小学操场之间的地方，车上跳下来的工人将成桶冒白泡的液体倒在地上，然后扬长而去，这样的场景持续了九个月，几乎天天上演。
    相关人员将土样送到一家具有国家级资质的实验室检验，结果发现了土壤中含有很多本不会含有的废物，比如生产多晶硅的副产品剧毒物质：四氯化硅。暴露于空气中的四氯化硅，很容易氧化成酸和有毒的氯化氢气体。
    多晶硅是生产太阳能电板的主要原料，但是生产过程污染严重，不容易治理，一吨多晶硅的产生会带来四吨四氯化硅，处理后者的成本高昂，且中国尚没有成熟技术，需要向外企购买技术。
    就在离工厂几十米开外的田地里，当地庄稼开始打蔫。有时候村民能在那些白色液体的面上看到雾气，更有村民反映，一位正在田里耕作的农民被刺鼻的气体熏得晕了过去。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省环保局开发监督处领导这么评价洛阳中硅的项目：企业通过审查后才落地建成，但是不排除生产过程中产生让监督执法人员没能检测出来的污染物。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环保调研人员告诉记者，他曾听到一位省级固废管理中心的负责人抱怨，一提起工业危废的数据就头疼，有时候他们到企业调研危险废物排放情况，得到的回答通常都是，“你们请回吧，我们停业了，没有废物”。另外，排污企业会审时度势提供不实数据，要求他们为排污付费时，就减小数据；政府要给排污进行补贴的时候，他们就夸大废物数量。
    和生产企业相同的是，处理危险废物的单位，也都是市场化运作的企业，不是公益组织，一旦“无米下锅”，谁都着急。急中生智的结果，就是中国现在危废处理企业各显神通的生存局面。
    记者从从事危险废物处理工作的张先生口中了解到，为了生存，很多回收中心会主动联系对口的排污企业，讨价还价，最终目的就是获得废料。哈尔滨医疗危废定价是每公斤2.5元，很多医院觉得价格昂贵，尤其是接诊量越大的大医院付出的医疗危废处理成本越高，医院不愿交出医疗危废。由于监管的缺失，一些医院为了处理危险废物，将注射过的针头、沾有病人体液的纱布等使用过的一次性危废卖给收废品的农民，自己不用付钱处理废物，反而能从中获得小笔废品回收费，其潜在危害可以想象。面对这样的情况，有的回收企业不得不“打折回收”，每公斤降价到1.25元。
    “不同地区的情况也不同。比如有些企业没有那么多土地可以私自填埋废物，再加上当地主管部门也严格监管，所以回收危险废物的事情相对进展顺利。当地一家尚未完工的危废处理中心，去年就收入了一千多万！”说起这家幸福的同行，张先生难掩羡慕。
    危废处理企业生存的困难导致这一行业的混乱。张先生说，合规的操作是危废处理企业将回收的废物进行初级处理，能回收利用的部分进行循环利用。比汽车使用过的润滑机油，进入回收中心，可以提炼出别的产品，卖给需求方，还可以获得不菲收益。北京中首精滤科贸有限公司是北京市环保局网页上唯一一家有权回收废矿物油的企业，其业务员告诉《北京科技报》，送到他们公司的废矿物油，首先经过回收利用处理，剩下不能利用的统统烧掉。而对于不能利用的重金属、有机废物等，又对应有各自的处理流程，比如填埋、焚烧等。
    “但是，很多中国国内处理危废的企业能力有限，技术方面也存在缺陷，比如危废焚烧需要达到严格的残渣和气体排放标准，诸如二恶英等有害物质应该控制在极低水平，可是这种焚烧技术并不为广泛采用。我们自己的技术达不到要求，而购买国外的技术又成本太高。” 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李德波说。
    更加耸人听闻的是有些企业收来危险废物之后根本不进行任何处理，直接找一个边远地方倒掉，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就多次提到了江西某村庄成为垃圾倾倒点的案例，这导致整个村子的居民患上重症。也有专家指出，某省原本一年共出省4000吨工业危废，但在官方登记的却只有不到一千吨，其余危险废物在没有任何监管的情况下散落到中国版图上某些角落。“有些异地转移垃圾的操作是合法的。”李德波说，“一个地方的危废，可能是另一个地方可以利用的原料，但是整个转移过程需要经过主管部门审查。”
    不仅如此，国际间的危废转移也不断冲撞我国国门，打着废纸标签的集装箱承载着工业危废登上了我国南方海岸。
    关于国际间危废的非法转移，目前备受关注的是索马里海盗被“逼上梁山”的故事。
    在一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对索马里进行的环评报告中，记者看到了如下表述：索马里作为最不发达的国度，接受了无数核废料和有毒垃圾，这直接导致了索马里沿海的居民几乎失去了渔业。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排到索马里海域的有害垃圾包括：放射性铀废料、铅、镉、汞，以及工业、医用、化学、皮革处理和其他有毒废料，这些都导致索马里沿海居民健康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生存，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海盗。
    “索马里海盗里一部分确实是强盗，但另一部分却是爱国者，他们必须站起来抵制来自欧洲的废物排放！”这段话来自英国《独立报》的一篇报道，题目是《关于海盗，你受蒙骗了》 。
    网上铺天盖地的讨论遂将矛头指向欧盟国家政府，他们一面还冠冕堂皇组织军队到索马里打击海盗，一面却任由危废中心将非洲变成自己的垃圾桶，有的甚至将此勾当转交意大利黑手党代劳。
    北京怀柔、江西南昌郊区等地也都曾发现过“洋垃圾”。“《巴塞尔公约》约束了国际间禁止危险废物转移，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仍然有‘洋垃圾’进入中国。”王灿发说。
    “我国的工业危废处理是一个新兴的事物，不少省级的危废处理中心都还在建设中。”张先生介绍。
    王灿发教授也认为整个行业的产业链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国1996年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十年之后才有了危废经营的许可条例，这十年之间，很多企业等了十年，收也违法，不收也违法。”
    在被问及如何健全中国危废处理的机制时，专家们一致认为应该加强监管。让企业为污染买单，谁污染谁掏钱治理，一旦发现漏网之鱼，应该严惩不贷。“国外发现一起污染，即便没造成伤害，企业也会被罚得倾家荡产。” 王维平介绍。
    曾到欧洲调研过危废处理的门头沟区科委主任张文波告诉《北京科技报》，欧洲企业的排污数量由生产安全监督部门主管，工厂车床上流出的废油废液，由管道导入车床旁边回收桶，而不像我国很多工厂内废液横流，一片混乱。每天收工时候，企业需统计废液总量，将数据呈报给监管部门。这样环保部门在进行废物处理管理时就有据可查，一旦企业呈报的废液数目和送交危废处理中心的数目有出入，环保部门就可以审问危废的去向。
    政府对此事业的支持力度也应该更大。王维平认为，危废处理厂应改由国家出资建设，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大，越能保证危废处理项目的持续性运行。据张文波主任介绍，欧盟很多危废处理单位是公益型企业，跟我国的事业单位相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财政补贴。
    高校和实验室产生的危废也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我曾经在港大建了一个农业方面的实验室，工作人员都严格遵守废物分类回收、集中处理的操作流程。”李德波说，“当地的监管确实很严格细致，但是工作人员在没有监管的时候也非常自觉，违规的事情谁都不做。”
    另外，提高国民整体的环保意识也很迫切。“人们对危废的认识提高后，能敏感地发现并举报私自排污的现象，这对行业规范很有帮助。”张先生说，而且，只有当环境保护的意识普遍深入人心，才能从根本上、从细枝末节上杜绝污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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