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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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达》：我们为什么服了You？
蔡虹
2010-02-08 10:14
 
“这是我们中国电影人要集体目睹的，集体服气的一次完败。”
 
“I see you！（Hello）”在北京的城市街头，很多年轻人开始效仿电影《阿凡达》里纳威人的语言打着招呼。关于影片，中国作家韩寒发表评论说：“对于这样一部电影，在运用3D和IMAX的情况下，我给出满分十分。”美国著名影评人罗杰·伊伯特说：“它是一个重大事件，一部你必须去看才能跟得上别人话题的电影。”
    随后，记者在晚上11点走进位于东三环双井桥西的UME剧场时，大屏幕上依旧显示着夜场“客满”的标识。而预约明天夜场的队伍也排出了10米远。记者在六楼的影厅外看到，狭窄的过道中站满了排队进场的观众。究竟，《阿凡达》靠什么赢得了如此广泛的市场？
    美国人用科技表达 “艺术”的选择是正确的。开场仅几分钟，身临其境的效果便立刻显现。杰克从休眠舱中醒来，置身失重状态的宇宙飞船，为了表现他的悬浮，镜头同位滚动，座位上的人感觉到自己“在飘”。当杰克第一次看到一片倒置伞状的巨型花朵时，那些阳光般伸展的针叶花瓣几乎就覆盖着前面观众的头，伸伸脖子说不定你也能碰到。影评人艾小柯说，“更不用提那些漫天飞舞的‘灵魂树’种子，它们像雪花，又像海洋中透明的水母，包围了银幕前的每一个人，我们彻底迷失了。”
    而观众眼前奇艳的潘多拉世界，正是卡梅隆玩转“技术”的“点睛之笔”。艾小柯说，在《阿凡达》中，卡梅隆给演员佩戴了无数感应器进行“行动抓取”，电脑对抓取的数据直接做处理，将其所代表的虚拟人物按预制比例直接显示在监控器上，使导演实时观测虚拟人物与虚拟电子潘多拉世界的交互效果。 
　　为此，卡梅隆劳师动众，在洛杉矶建立了一个比一般表演抓取工作室大5倍的专门舞台，安装了120个固定摄像头。纳威人的扮演者需要戴特制的帽子，由一部微型摄像机详细记录表演中面部表情的一切变化，并将演员表演中的95%的面部表情传到数码虚拟人物身上，换来逼真的成像效果，观众完全无法区别真人与虚拟人物的交互。尽管耗资5亿美元，卡梅隆的认真得到了回报。
    中央戏剧学院电视艺术系主任陆海波说，“《阿凡达》赢在讲述了一件所有人都能读懂的‘普通故事’。”在电影创作上，“普通”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普通并不意味着“庸俗”，而是更广范围的“共鸣”。尽管作者用了浓郁的科幻色彩来描绘发生在未来世界的掠夺事件，但是每位观众都能在虚幻的情节中找到与现实世界的“关联”。
    就好像网友用“钉子户打败开发商传说”来评论《阿凡达》一样，人类扮演的“开发商”看中了潘多拉星球的地块，纳威人扮演的“拆迁户”对此意见颇大，成为“开发商”眼中的“钉子户”，于是“开发商”派遣“阿凡达”为内线做舆论宣传工作，结果谈判不成，使用暴力拆迁，“钉子户”们奋起反抗，最终捍卫了自己的“蜗居”。陆海波说：“任何人可以对故事进行现实生活的拆解和自我解读，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说，《阿凡达》赢在作者运用了一反常态的“反战”故事情节，颠覆了美国“老大自居”的主流形象，开始对美国进行自我批判。也就是在掠夺和反掠夺中，潘多拉星球原始而单纯的生活使美国大兵情不自禁地离开残酷的掠夺者阵营，走进弱小的纳威族，依照心灵启示去维护弱者的生存利益。而折射到现实社会，所对照的就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蛮横的“资源掠夺”。卡梅隆站在曾有殖民地经历的族群利益上，用纳威人的“宁死不屈”来演绎“邪不压正”的种种可能。
    它的“胜利”不仅仅是利用3D载体，更是作者在用“普世价值”的力量给观众讲故事。黄式宪说，在印度文化中，“阿凡达”是梵语里神与人之间的替身。作者在刻画人物形象时，隐含着印度宗教信仰里神的力量。故事中的“阿凡达”正象征着神灵的庇佑，正义的“救赎”。
    影片胜利的背后，中国电影界也发出了“惭愧之声”。导演陆川说：“这是我们中国电影人要集体目睹的，集体服气的一次完败。”“我们输了，其实输在了中国应试教育所包装的‘狭隘想象’中。”陆海波说，在应试教育的雕琢下，中国的孩子一直被“标准答案”捆绑，无法施展原创性思维。
    “举一个例子，我的女儿曾在美国就读小学。有一天，老师给学生播放了一段海豚生活习性的片段。画面的‘生动感’激发了学生对海洋动物强烈的好奇心。下课后，孩子们纷纷去图书馆查找了八九本书抱回家阅读。”陆海波说，在加拿大，从幼儿园时期就设立了美术、话剧、艺术表演等选修课。“莎士比亚的经典格言‘生活是一个小舞台，宇宙是一个大舞台。’印刻在幼儿园的戏剧指导手册中。孩子们的艺术修炼被老师打造成‘过家家’式的游戏。老师说，在游戏过程中，孩子们利用语言、肢体以及互动表演来模拟成人世界的某个场景，帮助孩子建立与成人世界的关联。”
    在陆海波看来，西方背景下的价值思考也缔造了美国电影人出奇的“想象力”。他告诉记者，西方人从古希腊时期“人和神”的对话中建立信仰，一直延伸到中世纪时“人和现实社会”的思考，在经历物质体验后又上升到“人和自我”的对话，从而进入工业文明时期“人和太空”的对话。西方人一直都在经历没有边界线的“思想进化”，这份自由让他们从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笔下找到了奇幻的《金银岛》，也在电影银幕上看到科幻大片的第一次“胜利”——《星球大战》。“在西方人的世界，他们用科技去做‘艺术’的学问，而早在明朝时期，中国人在抵制资本主义萌芽的运动中，就抵制了‘科技与艺术’的关系。”
    回顾中华五千年文明，古人创作的“神话”其实也很精彩。黄式宪说，从古代的“羿射九日”和“女娲补天”纵观到“都江堰”、“神七上天”等现实题材的故事，都可以在3D技术的修饰下，成为一部“震撼之作”。然而，中国电影人在膜拜西方产物之时，更像是掌握“怪力论神”的巫师。我们不能只借鉴3D技术包装电影的革新方式，因为任何技术在没有“人文情怀”的内涵下，都会演变成游戏机模式中的杂耍表演。“就像美国电影人对我说：从独立战争开始，美国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种背景迫使我们需要向全世界的文明学习。我们不但要学习五千年的中国文明，还要学习其他国家的文明，我们是在向全世界吸纳‘金子’。”     
    著名影评人谭飞告诉记者，“五千年的历史沉淀过后，中国人信仰的不是‘开拓’，而是‘中庸之道’，中国人学会了‘趋利避害’，变得非常狡猾。这使中国电影一直没有担负起‘造梦’的责任感，又如何获得世界的掌声！”
    “没有精神力量的电影，无法取悦人们的心灵。” 黄式宪说，电影《风声》的酷刑效果获得了观众的认同。如果没有最后十分钟的揭示性阐述，整部影片更像是在描述特务的生活状态。导演也只用十分钟去升华革命卧底的无畏精神，“我想中国电影人需要反思对于‘艺术’表达的忠诚，早日送给中国电影一个精神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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