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柯观

　　中国在流域管理方面的顶层设计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而应积极吸取他们的最佳经验并予以借鉴，比如河流全流域管理机制、集中相应政府的管理权限，按点源污染和非点源污染分类管理等。

　　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联想到近期的媒体报道，挽救长江尤其是中下游地区已经恶化的生态系统，显然已经提到国家层面。

　　今年冬季，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大片区域裸露湖床上长满绿草，宛如一片片辽阔的大“草原”。实际上，近些年来，鄱阳湖都会出现 “冬季到湖区看草原”的景象。为了防止冬天草长得太高太密容易引发火灾，当地政府甚至还要防火。

　　鄱阳湖的“水之殇”，只是当前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恶化的一个缩影。这些年，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区域，水量短缺、水质恶化已经成为长江生态系统恶化最为真实的写照。这些状况的出现不仅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困扰，也给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了空前的危机。例如鄱阳湖、洞庭湖大面积的干涸使鸟类的筑巢地和鱼类的产卵场消失，江豚等珍稀水生动物遭遇灭绝危机，长江四大家鱼苗产量锐减，曾经的“鱼米之乡”正在面临鱼类资源枯竭的威胁。

　　长江流域是一个统一的生态系统，目前出现的现象表明，因为人类的过度开发利用以及自然环境的变迁，我国长江生态系统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对此问题，我国并不是没有警觉，这些年有不少专家一直在为此奔走呼号，部分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些举措试图对当地的生态系统进行一些改变。但是“雷声大雨点小”，由于局部经济利益的羁绊，很多举措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长江生态系统恶化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有专家表示，要想让整个长江中下游区域生态系统恶化的趋势得到根本性扭转，并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就要打破地方利益的羁绊，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整体来考虑其生态系统问题。也就是说，挽救长江中下游不断恶化的生态系统，我们需要顶层设计。

　　在一些西方国家，常常有统一的河流管理委员会，主要是为了解决跨行政分割的流域治理问题。英国的泰晤士河就是从地方分散治理转换为全流域的管理的一个典型。18、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泰晤士河流域污染曾经非常严重，经过100多年的治理，泰晤士河流域的水污染整治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其又恢复了往日的天然状态。如今的泰晤士河被认为是世界上流经都市地区水质最好的河流。

　　在美国，河流由州一级政府统一实施管理，并进行相关立法，联邦政府进行有关大的规划，市、县一级的政府都没有管理的权限，只有守法的责任，避免了地方重复、多头管理，即中国式“九龙治水”却治不好的局面，从而很好地解决了大河流域的开发和保护问题，得以避免大河流域生态系统遭到严重威胁和破坏。另外美国的一个做法是将环境污染按点源和非点源(指有无固定排放点的污染源)污染进行管理，以点源污染治理为核心，在点源污染得到控制后，再将重心转到非点源污染治理。就污染治理而言，点源的成本要低得多，更容易控制。并且陆上非点源污染除非下雨否则不容易进入水体，因此威胁要小得多。对中国而言，如果一个区域的点源污染还没有予以控制或者遏制，非点源污染可以暂时不作为治理的重点，这也有利于国家集中人力、物力突破当前生态环境污染的核心及重点问题。

　　当然，中国在流域管理方面的顶层设计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而应积极借鉴他们的最佳经验，比如河流全流域管理机制、集中相应政府的管理权限，按点源污染和非点源污染分类管理等。当然，这个也需要对中国有关法律及相应政府机构进行调整。另外，中国的排污许可证制度也要彻底予以贯彻落实。

　　中国长江中下游区域水量的大幅减少与全球气候变暖等大环境有关，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解决起来也非一日之功。不过，将影响当前长江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核心问题——工业污染源排放治理，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应该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