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李侠(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近日，科技界的最大新闻就是施一公教授在杭州宣布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按照施一公教授的设想：西湖高等研究院，定位是民办，发展目标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小型的、综合的、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第二步是在此基础上建设西湖大学。笔者把这个科技发展纲领称作“西湖药方”。以施一公教授为代表的众多有识之士对于中国科技事业的拳拳之心，值得我们为之点赞。但是，科技体制改革毕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需要摸索。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西湖药方”的横空出世呢?

在全球化时代，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模式与传统时代有了根本性的区别，这就是学界常说的大科学与小科学的分别。对于当下而言，知识的传播倾向于采取“产-学-研”的结合;对于知识的生产而言，则需“政-经-学”的结合。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独特之处恰好契合了知识生产的现代模式，它既有来自经济资本的支撑，又有来自学界的学术精英的力推，还有代表政治资本的权力的全力支持，仅从构成结构而言，这个模式很难复制。

在三种资本的最大诉求之间形成了充分的共识面，多方利益主体期待出现双赢或多赢的局面，这是本次合作能够快速启动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合作模式也面临一种潜在的风险：如何协调多方的利益诉求与价值观的差异?如果收益分配不均衡以及价值观融合出现问题，就会给研究院的未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结合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特点，这个构成结构中相对稳定的是政治资本，只要研究院能正常运转，就会给当地带来一系列可观的政绩回报，而且这份回报会随支持力度而递增。对于经济资本与学术资本而言，可以采取经营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模式，经济资本通过投入换取研究院产出的知识产权与当下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施一公之所以要先发展研究院，也是明智之举，除了避免成立之初所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外，更希望通过可掌控的研究优势快速做出成绩，换取合作各方的认同以及坚定支持。那么，“西湖药方”能否奏效的关键在于是否可以在短期内快速做出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这个“药引子”。

问题是维系各方持久合作的成果来自哪里呢?施一公教授在演讲中提到的科技力量主要包括三部分：其一，创始成员都是学界精英，大多身兼要职;其二，以千人计划为代表的科技团队;第三，潜在的后备力量—改革开放后学成回国的二百多万海外留学人员。这个知识生产团队看起来很漂亮，但实际运行起来还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前两个层次的学界精英大多名花有主，他们能全职来研究院任职吗?如果不能，由他们产出的科技成果的产权归谁?而庞大的海归后备人才中，有能力的也早已被签约，余下的鉴别成本也非常高昂，如果人才问题解决不好，预期成果的出现就变得极为不确定。

多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廉价是科学的美德而非罪过，如果西湖药方的成本太高，在未来的竞争中也是存在风险的，除非是那种缺乏弹性的原始创新成果，否则这剂药方也会被市场中的廉价药方替代。突然想借用一下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不论什么药方，能够产生疗效的才是好药方。■

(本文转自李侠科学网博客)

名言

不论什么药方，能够产生疗效的才是好药方。

“西湖药方”能否奏效的关键在于是否可以在短期内快速做出有重大影响力的成果这个“药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