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曾经是国际上最早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2004年之前，中国的转基因农作物面积快速发展。2004年，中国的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被巴西超越，2006年被印度超越，2013年中国的转基因农作物面积仅为印度的37%。

　　需要说明的是，2004年，中国转基因农作物面积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原因似乎和媒体有关。当年12月,《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名为《转基因水稻，13亿人安全与利益的博弈》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似乎成功地阻断了转基因商业化，同时使转基因的安全性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

　　为了回答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我们追溯了相关的科学文献，并在追溯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数据来自检索并阅读全部美国《科学引文索引》论文。SCI论文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的全部论文共有9333篇，其中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影响论文451篇，生态影响1074篇，生产影响1763篇。其他论文，主要是指研究阶段没到商业化阶段的4727篇，另外还有1000多篇是无关论文。

　　我们采取的研究方法是根据各类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分类。在食品安全方面，分为安全不安全；生态影响方面，分为安全和有风险的；生产影响是正影响、负影响和没有影响。然后将各类论文再分为依据实验数据论文和无实验数据论文，并重点阅读有实验数据论文。最后，对所有得出不安全、有风险结论的论文进行追踪分析。

　　对这9000多篇论文作分类分析后，共有四个主要发现。第一，国际上最权威的生物安全学者从一开始便介入了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研究。从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伯格(Paul Berg)首次实现了不同物种DNA重组以来,就引起了分子生物学家们的担忧。1974年4月,伯格召集了一组当时最为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包括巴尔的摩、柯恩和波耶、沃森等人来研讨生物安全问题。同年7月,他们同时给《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科学》写了一封信，建议分子生物学家自愿地暂停重组DNA实验，并召开一次讨论会讨论重组DNA技术潜在的危险性。1975年2月2日召开由该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律师、记者参加的讨论重组DNA技术潜在危险的会议。1976年6月23日，美国国家卫生院在阿斯洛马会议所提建议的基础上， 公布了重组DNA研究规则。

　　这表示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是在这些最权威学者的监管、参与之下完成的，才发展到如今这一步。

　　第二个发现是，批准商业化的转基因技术产品经过了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生物学安全检验与检测，也建立了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监管体系，美国和中国都一样。

　　第三个发现，所读的文章里面，绝大多数研究成果表明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检索发现，在492篇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影响的研究论文中，得出未发现安全问题的论文459篇(93.3%），可能不安全的论文33篇(6.7%）；在1148篇有关转基因生态安全影响的研究论文中，得出未发现安全问题的论文1067篇（92.9%），可能不安全的论文81篇（7.1%）；另外，在1752篇有关转基因技术对农民收入和全社会经济福利影响的研究论文中，得出有正影响的论文1620篇（92.5%），影响不显著的论文83篇（4.7%），显著负影响的论文49篇（2.8%）。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研究成果表明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未发现其在食品、生态或者生产方面存在着显著的负影响。

　　那么，得出不安全的论文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我们在文献分析时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过一段时间，总会出现一篇发现转基因产品不安全的论文。然而，这些论文只要一出现，马上炒得很热，炒过以后很快就给否定掉了。

　　这个现象非常奇特，也就是我们的第四个发现，所有得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结论的论文，均被证明是错误的。得出转基因“不安全”或“存在风险”结论的论文一半来自两个实验室，即法国的塞拉利尼（Seralini）实验室和意大利的Malatesta实验室，它们一再被科学界发现要么存在实验样本少、统计方法不可信，要么有实验周期设计不合理问题，结论均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