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柯观

　　少数“害群之马”的“锅”当然不能让整个群体来背，但是，少数极端案例为什么能轻易挑动公众的神经，煽动起不同群体的对立，却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

　　近期以来，医疗界被一条条新闻引爆，先是4月份“魏则西事件”震惊了整个社会，正在群情激愤谴责医疗黑幕之时，5月5日，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陈仲伟在家中被25年前的病人砍伤不治身亡的新闻又把舆论引向了暴力伤医。与此同时，一条“安徽男子出院后右肾失踪”的新闻，煽动性的标题再次引发群众对医务人员的谩骂，无辜医生再次被黑。医患之间如此“相爱相杀”的画面，着实让人痛心不已。

　　“魏则西事件”中，涉事的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与莆田系利益勾结，将未经批准的所谓癌症免疫疗法用于患者，这种非法行医的现象毫无疑问损害了整个医疗队伍的形象，让公众对医院有了更多警惕;而陈仲伟医生被害，虽然主要原因是该患者是一位重度精神病患者，但客观来说，包括医务工作者在内的公众仍然会把它当作一起“医患纠纷”，从而导致医生对患者又有了更多的警惕。

　　可以想见，在医患信任关系如此脆弱的情形下，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以引起轩然大波。比如所谓的“消失的右肾”就是一起不该出现的新闻炒作。该患者的手术是在去年6月，其所谓的“肾脏消失”是由于肾动脉挫伤后完全失去供血，出现缺血性萎缩，也称之为“无菌性坏死”。正常肾结构的组织消失后，代之以与周围组织差不多的结缔组织，此时做CT扫描，肯定显示不出肾组织。实际上患者刚刚做完手术的那几天，CT复查是显示该患者的右肾存在的。新闻报道后，近日第三方的检查结果也证实确实是肾脏萎缩。

　　相关媒体记者作出如此失实报道，不排除其有利用医患矛盾炒作“大新闻”的目的，但该记者缺乏基本的医学常识也是重要原因。即使主刀医生很“黑”，但器官移植不是简单的手术，需要一个团队来运作，而且需要事先配型，并非随随便便把一个人的肾脏切下来就可以给别人用。更不用说，记者只需要查验一下患者的病历、手术位置以及CT记录，就可以识破这种“医闹”行为。

　　由于近年来不断出现类似于“缝肛门”“八毛门”“丢肾门”的不专业医疗报道，导致社会上“仇医”情绪不断累积，同时也导致了医疗工作者对记者的排斥和防范心理。网络大V“烧伤超人阿宝”就认为，记者分为三类，一种是作恶的记者，一种是理性而有责任的，这两种都是少数，另一种是温和的记者，他们在前者作恶的时候推波助澜或者沉默不语，而当医生反击的时候他们就出来指责医生太偏激太不理智。

　　不管给媒体、医生和患者贴上什么样的标签，都只是图一时之快，无助于解决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客观认识问题究竟出在哪，然后采取对策。比如对于媒体记者，主观作恶者肯定是少数，而大部分媒体人的问题在于缺乏科学素养，尤其是医学专业知识严重不足。与其责怪整个媒体，不如多面合作，加强医疗科普教育。

　　同样，虽然社会上确实存在着不少非法行医的现象，也有一些医生唯利是图坑害患者，但大多数医疗工作者的职业操守、社会责任感是没有问题的。而对于患者来说，他们需要能够相对便利地获得医疗资源，其实是满足就医过程中的知情权，有了这些后，大部分患者是会尊重医生的专业性、维护医生的职业尊严的。

　　少数“害群之马”的“锅”当然不能让整个群体来背，但是，少数极端案例为什么能轻易挑动公众的神经，煽动起不同群体的对立，却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我们只有对一些基本事实达成共识，才可能从医疗体制上去溯源这些问题。

　　比如，我们现有的医疗体制本身是否人为造成了医疗资源紧缺，而医疗资源紧缺才是导致患者怨声载道的首要原因?同时，“计划思维”产物下的医生待遇、升迁制度是否造成了医生并没有太大的动力去提升服务质量，去解决医患、医媒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恐怕只有理清了这些问题，医疗改革才能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大踏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