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理学博士）

　　“民间科学家”是一个奇特的社会群体，有人认为他们可以成为专业科研的补充，予以鼓励和支持;有人认为他们行为无益，但精神可嘉;有人认为他们精神不正常，表示同情;也有人认为他们的“研究”是伪科学，予以批判。专业科研人员普遍认为，“民间科学家”的工作毫无价值，他们的来信来访对于专业机构的正常工作是一种干扰。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民间科学家”?为什么会有大规模“民间科学家”在中国出现?涉及到公众、科学与社会的诸多关系。“民间科学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科学社会学问题，有必要从科学传播的角度进行研究。

　　什么是“民间科学家”

　　所谓“民间科学家”，是指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

　　“民间科学家”是一个很大的人群，几乎所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话语地位的科学领域都有他们的存在。在数学领域，他们热衷于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等尖端问题——这也是人数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民间科学家”群体，《科技日报》记者李大庆称之为“哥迷” ;直到今天，中科院数学所每年还能收到几麻袋声称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信件和文章。在物理学领域，他们致力于推翻相对论、量子论，或者提出新的宇宙论体系，还有一些人研究永动机。在生物学领域，有人试图提出新的进化论体系。此外，在地学、心理学等科学领域都不乏其人。有些人的理论庞大无比，从宇宙起源到阴阳五行，从饮食起居到政治经济，无所不包，已无法归入具体学科。

　　“民间科学家”在心理特征、行为方式、文本风格等方面都存在着共性。归纳起来，他们最核心的心理特征是偏执。他们大多坚信自己的“科学结论”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他们不能与科学共同体甚至与世俗社会达成正常的交流;他们常常生活在幻想的情境中，比如他们不能平实地理解他人的言论，会忽视对其不利的部分，夸大他们喜欢的部分;有时也会出现某种妄想的特征，比如把自己比作布鲁诺和伽利略，把自己的到处碰壁解释为权威对小人物的压制与迫害;他们普遍表现出对精神的强烈追求，仿佛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生存能力通常较差，有人甚至年过四十还要依靠父母、妻儿来维持生存，但是生活的艰苦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悲壮感和神圣感;他们有很多人相信自己在未来会成为一代大师，这种信念使其困苦的生活镀上了一层光辉。

　　“民间科学家”推广其“学术成果”的方式大体如下：1.写信、上访(对象可能是学术机构、学术杂志、大众传媒、各级官员);2.直接演讲(通常以大学校园为主要场地);3.自费出书;4.自建研究所;5.上网。

　　他们的“学术论文”也有一些共性：1.新名词极多，且与科学共同体现有的术语体系没有多少关系;2.逻辑混乱，不知所云;3.常常夸大结论的意义;4.喜欢发表一些超越具体问题之上的议论，尤其喜欢表达爱国情怀;5.常常把结论建立在未来的可能性上，建立在现有科学不成立的可能性上——建立在可能被某人尤其是可能被自己引发的未来的科学革命上。

　　此外，从教育背景上看，他们往往没有接受过自己所献身领域的专业训练，也没有通过自学对那个领域达到深入的了解。

　　由于“民间科学家”所具有的共性，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对象。

　　“民间科学家”的形成除了其自身特殊的心理特征之外，还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应该说，“民间科学家”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年代都有。但是，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阵容并不多见。这与中国1980年前后社会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1980年代初理想主义教育的产物

　　198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同时，也开始从理想主义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型。这使得19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一代成为“夹缝中的一代”。这一代人在少年时受到的是理想主义教育，刚刚过了青春期要走向社会的时候，理想主义却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是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有远大的或者宏大的理想，比如为人类造福，为祖国争光等等。与这个理想相比，个人的生活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说不出口的。连谈恋爱都要讲究志同道合——特指有共同的革命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不用说个人的幸福，连性命都是随时准备奉献的。这种理想主义也伴随着对苦行的推崇，伴随着对牺牲的赞美。苦行与牺牲都被赋予了崇高的意识形态价值。这种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本来就有的，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

　　1950年代以后，这种为了远大目标的苦行和牺牲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也渗入到大众语境。邱少云、黄继光这些战时英雄一直是我们的榜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和平年代的英雄也充满了牺牲。向秀丽、欧阳海、刘文学、罗盛教……一系列闪光的名字都与牺牲有关。当不足以牺牲性命时，就会凸显对个人生活的牺牲——苦行。我们小时候学大庆，一个重要的章节就是大庆人先生产，后生活。先盖厂房，后盖宿舍楼。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在报纸上看到诸如某某劳模为了事业，长期两地分居，几过家门而不入;或者为了神圣的事业，在偏远地区工作多少年等等。今天，当我们重读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时，也会发现，其中洋溢着对苦行与牺牲的歌颂与赞美。仿佛没有苦行，没有牺牲，就不足以证明事业的伟大。把现在很多以赞赏的态度描写“民科”的报道与徐迟的报告文学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

　　这样的语境是今天的年轻人所不熟悉陌生的。但是，却是这一代人以及上几代人所熟悉的。“民科”的苦行与牺牲与这种宏大叙事的语境正相一致。反过来，也只有从小受到了这种理想主义教育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位“民间科学家”。

　　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的走廊里，天津哥迷刘先生慷慨激昂地说：“一个人怎么能没有精神呢?你没有精神，总想着个人那点事情，国家成什么样子了?我们农民就不能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就不能为国争光?你们科学家不证，还不让我们证，那不全让外国人给证了?”

　　我相信，尽管他的生存极为艰难，却有着精神上的优越感。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具有的最强大的精神力量!

郑晓廷可谓是“另类”民科。初中肄业的他痴迷化石研究，频繁在国际顶端刊物上发表论文他研究化石，是“世界最大的恐龙博物馆”的馆长

　　科学为何成为“民科”献身的对象

　　然而，为什么是科学，具体而言，为什么是哥德巴赫猜想之类的科学成为“民间科学家”献身的对象?这与科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价值有关，与中国的科学主义背景有关。

　　从五四运动开始，科学就是救中国的两尊大神之一。尽管实际上，科学至今也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但是在主流话语体系中，科学从来都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大词。即使在科学家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也是如此。

　　1976之后，中国开始发生巨变。1977年高考恢复，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在中国大地突然降临，科学家一下子获得了崇高的地位，科学也成为理想主义者公开献身的对象。

　　“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很多科学普及类的杂志、期刊在十年多的时间里大行其市。1980年前后高中刚开始文理分科的时候，学生中普遍存在文科歧视。很多人认为，只有理科学不好的人才会学文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选择文科也确实不是出于主动。直到现在，当年的理科学生还时不时地会表现出某种优越心理。

　　徐迟的报告文学正是在这个氛围中诞生的。陈景润的一夜成名，哥德巴赫猜想的简单表述，整个社会对科学的崇尚，使很多人做起了哥德巴赫之梦。当然，最后成为铁杆“哥迷”的只有那些具有偏执心理的人。

　　致力于其它专业领域的“民间爱好者”也有类似的机缘。

　　与此相似，那个年代还出现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爱好者，中文系也曾是大学文科的最热门专业，那是因为，文学在1980年前后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伤痕文学实际上成为思想解放的先导，使得文学具有了意识形态上的崇高价值。

　　1980年代后期，理科的地位逐渐下降。经济、法律、管理等人文学科迅速上升。“民间科学家”逐渐失去了其产生的土壤。即使兼具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人依然存在，他们所献身的对象已经不再是科学了。与此同时，大规模的文学爱好者在1990年代迅速减少，只留下一个现在已经略带讽刺性的称谓：文学青年。

　　根据上述分析，“民间科学家”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受过理想主义教育;在受教育期间或者受教育之后，赶上了中国科学的春天。所以，“民科”的年龄不会低于30岁。

　　“民科”对科学的理解来自何处

　　如前所述，“民间科学家”大多没有受过正规的科学教育。那么，他们的思想资源是什么：他们是如何了解他们所研究的领域的，他们的科学知识来自何处，他们对科学的理解又来自何处?

　　在我看来，他们的思想资源大致有三：中小学教育;自学;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由于“十年动乱”，很多四十岁以上的“民间科学家”连中小学教育都不完整。而自学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基础，所以其中大部分“民科”的自学也都是非常有限的。因而，“民科”理解科学、了解科学的最主要途径是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甚至他们的自学也是通过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进行的。

　　以《十万个为什么》为代表的传统科普是以普及具体的科学知识为目的的，在涉及到科学共同体内科学家的活动时，常常表现为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描述。科学家的形象一般都是身穿白大褂、秃顶、戴眼镜、和和气气、全知全能的老爷爷，他们德高望重，不食人间烟火，一心为科学献身，为国争光，为人类造福。这种科学形象反而使读者对科学活动产生了错误的理解。这种错误的理解时至今日仍然在很多大众传媒中延续着。

　　比如，在传统的科普读物和大众传媒中，科学发现常常有两种极端的情形：一种是灵机一动，一种是铁杵成针。

　　在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上，流传着很多科学天才灵光一现做出重大发现的故事。比如牛顿的苹果。传说牛顿在苹果树下坐着，被一个苹果砸到了脑袋，于是牛顿思考苹果为什么向下落，而不向上飞，于是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再如阿基米德的浴缸。国王委托阿基米德判断一个王冠是否是纯金的，这种不规则形状难以用比重法判断，阿基米德苦闷了很久，终于在洗澡时被漾出来的水激发了灵感，光着身子冲上了大街，高喊“尤里卡”(意思是“我知道了”)，从此发现了浮力定律。又如，凯库勒从梦中获得灵感发现了苯环结构，瓦特看到了蒸汽把壶盖顶起来发明了蒸汽机，都属于这类故事。

　　但是，根据科学史家考证，这类近乎神话的故事很多都难以成立。比如有学者考证，牛顿直到逝世的前一年，当他已84岁高龄时，才谈到苹果的故事。

　　另外，瓦特并不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只是蒸汽机的改进者。凯库勒的梦中灵感则完全没有旁证，有科学史家认为，凯库勒托梦是为了否定他受到了另外一位科学家的启发。阿基米德的故事由于年代久远，难以考证。但即使故事成立，阿基米德所发现的也不是浮力定律，而是不规则刚体的体积测量法。

　　毫无疑问，很多科学家的确有过由于外因触动而灵感突现的时候，但这只是科学发现的最后一个瞬间，不是全部。只是这最后一个瞬间富有传奇性，所以被人津津乐道，越传越奇。科学家自己也愿意编排一些这样的故事，彼此打趣。所以这样的故事不断出现。

　　与灵机一动相对的是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一类的故事。俗语叫做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最常说的是六六六的发明，说发明人做了666次试验，经过了665次失败，才获得了最后的成功，所以取名六六六。但实际上，六六六的名称来自于它的化学分子式，与试验次数无关。

　　铁杵成针与灵机一动一样，也被“民间科学家”用来自我鼓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仿佛在沙漠里挖井，只要不停地挖，总能挖到水似的。

北京天文馆内，小朋友在参观星空展览中的中国古代宇宙观

　　“民科”思想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从“民间科学家”的言谈和文本中，也可以看到他们思想中深深的时代烙印。比如，文章末尾引过的那位老郑先生在信中说：“我坚信，民间是科技的源泉，大从(众)是科技的主体，小人物是可有所作为的，可以弥补大人物所不能完成的事情。因此，要发挥小人物的优势作用，而不能抑制他们的创造性、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这是科教兴国和振兴中华所必需。”从这种话语可以联想到很多当年的格言，比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力量。”“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群策群力，大干快上。”等等，也能隐约感到一种大会战、大比武的气氛，仿佛一项具体的科学发现可以通过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来解决。

　　的确，很多人，包括大众传媒仍然带有那个时代的思维惯性。而这种思想方式由于长期以来被意识形态所肯定，所以轻易不会遭到直接否定。也部分地由于这个原因，白岩松在《东方时空》的一期关于“民科”的节目中要强调“哥迷”虽然行为不足取，但是精神是好的。而即使中科院权威机构，也不愿对他们的行为表示直接地否定，只能委婉地推托。否则，一旦被指斥为打击人民群众学科学、爱科学的积极性，多少是一项罪名。同样是由于这个原因，“民间科学家”很容易找到思想上的共鸣，被很多人看作具有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英雄。■

　　(本文摘自《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江湖中的科学》，田松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11月)